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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前路无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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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徐光启家世与著作简介(下)  

2016-12-27 12:42:01|  分类: 古籍文稿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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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像

八、通州练兵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因辽东前线的形势紧张,有人推荐徐光启,说他“夙知兵略”。万历皇帝急召徐光启入京。徐光启这时因中寒发疾,几乎起不了床。当他接到紧急诏令后,只好由轿夫抬着进京,复任原职。

原来,两年以来,长期居住在我国东北一带的女真族不断强盛起来,建州女真人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下,攻陷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并歼灭明兵万余。消息传来,朝野震惊。徐光启因军情紧急,也义无反顾,抱病入京。

返京后,徐光启忧国忧民之念,也更加强烈。他给老师焦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实现“强国”、“富国”的心愿。长期以来,徐光启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农学上。眼下强敌压境,激烈的战争形势,使他把注意力转到军事学的研究上。

1619年,明朝政府派杨镐为辽东经略,率领四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出关,同后金军队展开了激战。后金集中兵力猛攻其中一路,接着又各个击破。四十万大军倾刻瓦解,几乎全军覆没。

辽东战场上惨败的消息传来,京师大震。徐光启在杨镐出兵前,就反对四路出兵,认为“此法大谬”,断言杨镐兵败无疑。事实果然没有出乎徐光启的预料。他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连夜奋笔疾书,向万历皇帝上了《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指出这次战役失败,并不是敌人的计策特别高明,而是我方不知用兵。在这次战斗中,敌我兵员相等,杨镐却兵分四路,力量分散,互不支援,造成“彼以四攻一,我以一敌四”寡不敌众的被动局面。同时,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选拔天下“勇、力、捷、技奇材异能之士”;精求“巧工利器”;赏罚分明。他恳切地向万历皇帝表示,“臣志图报国,于富强二策,考求谘度,盖亦有年。”万历皇帝对徐光启的这些话视为耳边风,召他入京,又不让他过问抵抗后金的事。一个月后,徐光启看到朝廷对他的奏疏没有什么反应,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又上了《兵非选练决难战守疏》,继续指出了练兵的重要性。但如同第一道奏疏一样,这一道奏疏也石沉大海。不久,前线传来开原失陷的消息,徐光启心如火焚,感愤益切,他再次上了《辽左阽危已甚疏》,大声疾呼,反复陈述后金的侵犯,国家已到了危亡关键时候,恳切祈请皇上迅速采纳他的主张。在这次疏中,徐光启提出了五条带根本性的建议:(1)亟求人才,不论出身地位,只要有文武才略或绝技巧工均可;(2)亟造兵器,务求在质与量上胜过敌方;(3)亟行选练精兵以保全胜;(4)亟造炮台以为永久无虞之计;(5)亟遣使臣同朝鲜交好,共同抵御后金。在这五项建议之前,都冠以“亟”字。“亟”是急迫之意,表现了徐光启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徐光启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接连三次上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在边防告急的形势下,徐光启的这些建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徐光启投以钦佩、赞许的目光。著名的《武备志》的作者茅元仪读了徐光启的《辽左阽危已甚疏》后,倍加赞赏,说这些日子的上疏中,没有比徐光启的第三疏更为深切有益的。倘若朝廷能按照徐光启的奏疏行事,国家虽面临危难,也可以恢复太平。因为他说的皆事事实际,亦条条妥当。建议万历皇帝尽破资格,授徐光启重职。吏部尚书赵焕、工部给事祝耀祖等,也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募兵训练。迫于外患的严重与朝中一些大臣的压力,万历皇帝于 161998(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初二)下旨:“徐光启晓畅兵事,就着训练新兵,防御都城。”不久,又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特命管理练兵事务。这样,徐光启便在北京城东的通州(今北京通县)设立新兵训练中心,着手练兵。

徐光启满怀希望,走马上任。练兵前他又上了《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对练兵应办的急切事宜,提出了详细的强兵胜敌之计,认为若不这样,就不能折劲敌之冲,保金汤之固。他估计,皇帝对自己的练兵计划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支持。果然不出所料,在皇帝眼里,辽东战事是燃眉之急,对于练兵计划只是采取姑妄试之的态度,并未给予切实的支持。

选兵的工作很不顺利,按照徐光启的设想,新兵来源,必须先由各地依标准严格挑选后再送训。实际上各地送来的新兵大多是老弱病残和无赖闲汉。这样的乌合之众,不但不能增强战斗力,还会增加军队的负担。徐光启按照自己选兵标准逐名点选,勉强选出四千余人。

练兵需要粮饷、器械、车马。万历皇帝下令要户部、工部、兵部和太仆寺供给。但这四个衙门敷衍塞责,互相推托,谁也不肯认账。冷酷的现实,使徐光启一筹莫展。徐光启上了三次疏,向皇上陈说自己的尴尬处境,指出“兵非臣之所谓兵也,饷非臣之所谓饷也,器甲非臣所谓器甲也。瞻前顾后,展转回惶”。幸好有指挥胡楫、中书杨之骅和河南领兵官丁吕试、陶尧臣相继慷慨解囊,捐出千百金,作为招选教师演习费用和供应新兵兵饷。然而,各地遣送来的新兵络绎不绝,而朝廷始终没有发给他们兵饷,新兵的衣食发生很大的困难。四川石柱司土官秦氏率兵三千到京城,向兵部要饷,兵部哄骗他们说:“兵饷都在通州徐光启处。”秦氏率部到了通州,向徐光启要兵饷,徐光启只好如实说明,他自己也正为缺饷苦恼。这时浙江的新兵从天津开到通州求饷,因无法解决衣食,引起士兵的骚动。延绥游击盛以彰率领三千新兵到达通州,没有几天,口粮就吃完了,士兵饿着肚子。盛以彰到北京请饷,士兵知道盛入京,准备趁机哗变。徐光启知道这个消息后,为了顾全大局,把平时节衣缩食积蓄的银两取出,均分给士兵,制止了这场哗变。

1620年,徐光启在通州接到了万历皇去世的消息,39岁的太子朱常洛继位,这就是光宗。光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死了。由其子十五岁的朱由校继位,这就是熹宗,改年号“天启”。

徐光启的选兵、练兵的工作,十分艰巨,但他还是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每天起早摸黑在练兵场,一遍又一遍向新兵讲解“练艺条格”,做示范动作,有时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浑身酸痛。这时他已年过六旬,终于因为过度的疲劳,旧病复发了,他只觉得头晕目眩,站立不稳。由开始的一只手指麻木,发展为左半部手脚麻木。他要求兵休,未获批准。徐光启只好带病来到昌平,又紧张地选了近一个月的新兵。1621年(天启元年),徐光启获准辞去练兵职务,回老家养病,因唯恐途中医药不便,就决定暂居天津调理,准备等身体稍好后回故乡。

这一年,后金军队加紧向关内进攻,4月攻破沈阳,接着又连陷辽河、辽阳以东七十余城,辽东经略袁应泰战败自杀。危急的形势,又使人想起了徐光启,朝廷中有很多人提出再度起用他。消息传到徐光启耳里,他不禁暗暗苦笑。他认为,局势至此,原意料中之事,决不是靠一个人之力所能扭转的。依然表示:“归楫已备,拟即日南行。”他决意南归,实出于无奈。

6月初,天启皇帝下旨,以紧急军务诏徐光启回京。徐光启病体未愈,又急如星火,返回北京。徐光启到京后,上疏重提练兵,进呈了《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对辽东战守的战略、战术、战备,作了全面的概括和分析,提出请光禄少卿李之藻仿制西洋火炮,还在通州练兵时,徐光启曾请李之藻去澳门购买火炮,李之藻立即同几个朋友筹集了一笔巨款,派学生张焘到澳门购买四门火炮,并聘请4位善于使用大炮的洋人及翻译人员随行。可是,当所买火炮刚运到江西广信地方,就得悉徐光启已辞去练兵的职务。李之藻担心火炮到京后,万一交给不可信赖之人,被敌人所获,如虎添翼,反受其害,就停止北运。到徐光启再度上任后,四门火炮才运到北京。但单靠这四门还不够,还要制造新炮。

徐光启制造新炮的计划,得到了兵部尚书崔景荣和工部尚书王佐的支持。兵部聘请两名在华传教士参加铸造新炮,工部决定先试造两座炮台。然而,铸造大炮和建造炮台需要一笔巨款。明朝政府在同后金作战中,已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国库拿不出钱。所以,徐光启空忙了几个月,到头来两手空空,无所作为。

这时,徐光启的老对头,当年发起驱逐传教士的沈漼,又趁机起来对他攻击,徐光启感到痛心、失望,耳畔似乎响起“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的唐人诗句。天启二年秋,他便愤然告病辞职,又一次回到天津,安排部署那里的农田水利事宜。不久,他回到了家乡上海。

九、编写《农政全书》

徐光启家世与著作简介2

徐光启著《农政全书》

徐光启怀着抑郁不得伸其志的悲愤,踏上南归的旅程,他准备在上海长期隐居。这时,朝中最有权势的太监魏忠贤知道徐光启学问渊博,很有声望。便想把徐光启拉拢过来,作为他的党羽。1624年(天启四年),魏忠贤上疏皇帝,任命徐光启为礼部右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行文到上海,催促徐光启前往赴任。富有正义感的徐光启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推托病体未愈,拖了一年多还不去上任。

魏忠贤一伙逐步形成阉党集团,在朝廷排斥异己,作威作富,激起朝野上下正直人士的公愤。东林党人御史杨涟和左光斗相继奋起揭发魏忠贤,上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但是魏忠贤得到昏庸至极的天启皇帝的包庇,使这场斗争失败。杨涟、左光斗遭到诬陷,被捕致死。

在激烈纷繁的党派斗争中,徐光启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他既不去阿谀奉承魏忠贤的阉党,也不去追随、参与在当时比较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组织——东林党。他想两边都不得罪,不介入,在夹缝中求得安宁的日子。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美梦。他终于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徐光启对天启皇帝授予的官职迟迟不到任,这种消极的对抗,使魏忠贤一伙十分恼怒。他们指使御史智铤参奏徐光启,攻击徐光启在通州的练兵是误国欺君,并恶毒中伤徐光启表面上一片热情,忧国忧民,实质是骗取官职,偷盗兵饷,甚至诬陷徐光启将朝廷数万金钱,供个人享受,因此“越俎代庖”罪名尚小,“误国欺君其罪大”,要朝廷马上撤除徐光启的官职。糊涂、昏庸的天启皇帝听信谗言,以“招练无功”的罪名,给徐光启以“冠带闲住”(保留官衔,但不能任职)的处分。

对于智铤的恶意攻击,徐光启十分气愤。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他写了一篇《疏辨》,对智铤的诬陷之词逐条驳斥。文章写好后,本想送到朝廷去,经过冷静的考虑,觉得魏忠贤及其阉党正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辩之无益,说之无用,就放进抽屉,没有呈上。徐光启虽受到“冠带闲住”的处分,却使他能专心致志、全心致力撰写《农政全书》了。《农政全书》写于16251628年(天启五年至崇祯元年)之间。当时,此书还未定名,称为《农书》或《种艺书》。这本书的酝酿经历了很长时间,到这时才系统地进行增补、审订、批点、编排等工作。编写成稿后,没有立即付刻。1639年(崇祯十二年),即徐光启去世后六年,全稿才由当时著名学者陈子龙等人编辑校刻出来,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征引文献225种,约六七十万字。全书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共十二目,按其内容,大体上又可归为四类:第一,富国安民农本思想的论述。把《农本》三卷放在卷首,即富国必以本业,引用经史典故、诸于杂论和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以体现本书的指导思想。徐光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采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为富国强兵奠定基础,并提出把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作为立国的根本。徐光启以前的各种农书,很少有从国家政策的高度,从全国或从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去研究垦殖、农田水利和抗御天灾之法。《农政全书》则从国家政策的高度,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行考察。

第二,水利问题。这部分共有九卷,讲述我国传统的水利经验和泰西水利法,旨在说明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徐光启在水利方面注意的重点,又放在太湖流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及京津一带。他继承了前人开垦和兴建水利的经验,提出凡地得水皆可佃的观点,驳斥了自宋代以来认为黄河非人力可为的保守论调。指出既然苏、松等江南六府兴修水利后,财赋收入可当天下之半,那么全国其他地区兴修水利,都可以像江南的苏、松六府那样富裕。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他提出要开发北方,特别是在京津临近地区兴水利屯兵垦荒,这很有战略眼光。

第三,农林牧副渔的生产技术与经验。书中汇集了前人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吸收了西方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整理分析了自己调查和科学试验所得的材料,并使之融为一体。徐光启认为,农业生产技术是实现其农政思想的技术保证。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徐光启非常重视致力于谋求高产、优质的农作物,特别是水稻、棉花和甘薯的推广,以解决粮食和衣着原料的供应。

第四,荒政问题。篇幅占全书的1/3。它分析了蝗旱等灾荒,评述了历代王朝荒政的得失,辑录了周定王的《救荒本草》,并阐述了自己的荒政思想体系和内容,主要有三部分:1.预防灾害的发生,消弥灾害于萌发之前。不能消除灾荒,则应防患于未然。减轻灾情。2.“宽民力,祛民害”,则是从政策方面兴利除弊,避免或减轻自然因素造成的灾荒,如廉政、轻徭、薄役,不许扰民。3.在救灾时,要讲究实施方案与细则,做法上考虑缜密完备,不烦琐,不遗漏,讲究效率与实际效益,尤其注意防止救灾中枉法徇私,从中舞弊,损灾民以肥己等。徐光启还列举了认为在荒年可以用来充饥的野生植物,共有414种。凡是他亲口尝过的,都注明“亲自尝过”,这种勇于献身的探索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农政全书》是徐光启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晶,他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因而几乎用毕生精力钻研农业科学。他数十年如一日,考古论今,广谘博询,见人就请教,每到一个地方就调查,还边问边作笔记。一事一物,必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方肯罢休。他不耻下问,确实做到了以农村为课堂,以老农为教师。陈子龙赞扬徐光启是“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农政全书》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曾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十、出将入相

徐光启一生在政治上屡不得志,一直到崇祯年间,才逐渐受到重用,但已年近古稀,垂垂老矣。

162710月(天启七年九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思宗,第二年改元崇祯。

魏忠贤因在朝中作恶多端,树敌过多,思宗刚刚即位,就有人起来上疏弹劾,指出魏忠贤培植党羽,欺世盗名,陷害忠良,紊乱刑章等等罪状。于是,崇祯皇帝当机立断,在三个月内清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同时启用受阉党迫害的大臣。

1628年(崇祯元年)初,崇祯下旨恢复了徐光启礼部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职务。到京后,又任命徐光启为日讲官、经筵讲官,也就是让徐光启充当崇祯皇帝的老师。

这时,辽东前线的形势有所缓和。天启皇帝驾崩前两个月,主持辽东前线军事的大将袁崇焕,在宁远,大败后金军队,并打死了努尔哈赤,后金军队不得不暂时停止向明朝进攻,使明朝获得了短暂的喘息。

崇祯皇帝对徐光启是尊重和信任的。一次,他召见徐光启和其他大臣,同他们谈论人才问题。皇帝问道:“用人何必专是甲科(进士)乡试吏员中岂无人才?”在座的大臣默默无言,徐光启答道:“今之时文(八股文),直是无用。”“人才只要培养作兴,今皇上专以德行取人,制科学政一一有法,不必借才于异代也。”皇帝听后,对徐光启颇为器重,给了他一个“太子宾客”的荣誉头衔,又任命他为筹修《熹宗实录》副总裁。虽然魏忠贤一伙已经垮台,但徐光启并没有忘记三年前阉党智铤对他的诬陷,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澄清事实真相,清除智铤诬告的影响,恢复自己的名誉。所以,他上了《再沥血诚辨明冤诬疏》,进一步申诉自己的通州、昌平练兵的主张。指出智铤诬告是受魏忠贤指使,是恶意的造谣中伤。

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徐光启上疏提出练兵的计划,认为当务之急,应先抓练兵。只有训练出一支精兵,才能“战必胜,守也固”。他指出,十一年来他所条陈的各种办法,包括练兵方法,采用西洋火炮等主张,如能付诸实现,可以“保胜”。他请求调拨给他四五千精兵,供给所需的各种军事装备,加以训练。可惜,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并未将徐光启的练兵计划放在心上,也没有派他去管军事。4月,崇祯皇帝升任徐光启为礼部左侍郎,主持礼部日常工作。6月,钦天监推算日食出了差错,只有徐光启根据西法作出的推算是正确的。崇祯皇帝要徐光启负责修历。从6月到11月的五个月间,徐光启为修历忙得不亦乐乎。正在这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其父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率领大军绕过明军重兵驻守的山海关,进犯关内,围困蓟州,攻陷遵化、抚宁。不到半个月,后金兵就攻至北京的德胜门。北京危在旦夕,城中人心浮动。

 徐光启家世与著作简介2

徐光启手迹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

162912月,崇祯皇帝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大臣们纷纷启奏,各抒己见。有人主张坚持守城待援,有人提出到城外扎营与敌决战。徐光启竭力主张坚持守城。他引用过去袁应泰坚守辽阳,大兵出城扎营,惨遭失败;袁崇焕坚守宁元用大炮歼敌万余名而获大捷的事实,说明敌强我弱形势下,坚持守城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守城有了火炮,敌人还未靠近城门,就可杀敌,坐而取胜。在城外决战,胜负没有把握,不如守城为妥。崇祯皇帝权衡利弊,采纳了徐光启的主张,决定采取守城措施。

徐光启还建议,要加紧训练士兵。现在的军队纪律松懈,玩忽职守,士卒老弱,这样的队伍很难应敌。同时,他拟定了《城守条议》,就京师守城工作及应注意事项,作出具体规划,提议设立总指挥部,在京城的城垣上严密布置士兵和火器。《城守条议》还特别鼓励城中勇力绝伦、武艺出众的人,以及擅长于制造火器、守城器械的能工巧匠,出来参加保卫京城的战斗。

徐光启还提出瓦解敌军的策略。敌人长途跋涉而来,粮草难以接济。虽然军队众多,但大多数士兵是被迫掳掠去剃发的汉人,这些人都盼望能逃脱归来。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以报功,必然断绝了他们的“归正之路”,坚定了他们“从贼”的决心,使后金的势力越来越壮大,他主张勿杀降俘,从政治上瓦解敌军。

召见结束后,崇祯皇帝下令让徐光启参与负责守城领导事务。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徐光启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奔走在战场上、城楼里,他一面抓守城士兵的训练,一面监制火炮和分配火药。

1630年(崇祯三年)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德胜门,徐光启指挥守城士兵向敌军开炮,炮弹准确落在敌群中,顿时火光冲天,震天动地,硝烟弥漫,敌兵死伤不少。皇太极知道京城百备,唯恐久攻不利,只好转到涿州、良乡一带骚扰。

正在这时,徐光启前几年购置的西洋大炮,已运至涿州。听说北京已被后金军队包围,便停留下来,就地参加涿州城的保卫战。敌军临近涿州,探听到涿州城配备有西洋大炮,便匆忙退兵长城以外,京城解危。徐光启因守城有功,升任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又由正二品升为从一品。

为了提防敌人的再度进犯,有备无患,徐光启建议尽快制造西洋大炮,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除此之外,他还上疏,阐述了建设一支用西洋火炮、火枪武装起来的精锐火器营的设想。具体规划是十五个营六万人。其中每一营四千人,配备120辆双轮车,120辆炮车,60辆粮车,共计300辆。还有西洋火炮10门,中炮80门,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建议以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部队作为精锐火器营的基本力量。孙元化,是嘉定县人,徐光启的学生,又是他的儿子徐骥的亲家,精通西洋炮法,曾协助袁崇焕筑台制炮,抵抗后金军。孙元化的手下,还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徐光启将希望寄托在这支部队上。

不料,就在徐光启展示他宏伟的军事计划时,发生了“吴桥兵变”,使徐光启建立精锐火器营的宏伟计划成了泡影。

【注】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于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于是抢劫哗变。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称吴桥兵变

1632年(崇祯五年)初,后金军队攻关外大凌河,孙元化派部下孙有德率军增援,这支军队行至吴桥,发动兵变,回兵用诡计攻陷登州,孙元化被俘,城内西洋火炮、火器尽为孙有德所有。

孙有德的叛乱,使徐光启多年经营的精锐武器装备尽为后金所有,从而使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徐光启的打击是巨大的。从此他也不再谈兵事。然而,在政治上,徐光启却因此而得以受命入阁。

16326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充纂修《嘉宗实录》总裁。东阁大学士是一品官,掌管国家大事,地位相当于宰相。徐光启受命入阁,顿时门庭若市,贺客络绎不绝。徐光启对他们的馈送一一谢绝。新的任命,对他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大喜悦,而是有难言的苦衷。

这次入阁,是由于首辅周延儒的推荐。周延儒因善于迎合崇祯皇帝,才爬上了首辅的高位。次辅温体仁暗地里在等待时机,伺机篡夺周延儒的权力。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是周延儒推荐的。孙元化后来逃回了北京,被崇祯皇帝逮捕下狱。温体仁以此为借口,对周延儒发起攻击,使他十分被动。周延儒想借重徐光启的声望,设法营救孙元化出狱。然而,徐光启虽进了内阁,但却没能救孙元化一命,孙元化被处死。而周延儒也最终被温体仁撵下台。接着,温体仁又指使党羽、刑部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徐光启,说徐光启继承了周延儒的衣钵,是在朝的“周党”领袖。

徐光启又一次被卷入到党派斗争的漩涡之中,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悲愤与痛苦。他不愿意蒙受这种不白之冤,向崇祯皇帝上了《衰病实深恳赐罢斥疏》,表白自己的无党无私,并恳求离职退休。崇祯皇帝性好猜疑,处处防范朝臣结党。徐光启的申辩意外地得到崇祯皇帝的赞赏。他慰劝徐光启对浮言狂语不必理睬,赞扬徐光启“忠诚勤恪,精力正优”,并晋升他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对这些高官并不感兴趣,他看到朝中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上疏要求辞免告退。崇祯皇帝批复:“不必逊辞”,要他继续任职。

徐光启在内阁中的地位在继续上升,但心情和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坏。首辅温体仁,为人奸诈,难与共事。徐光启动辄受到掣肘,“郁郁无所建”。

十一、督修新历

16296月(崇祯二月五日),发生了日食。钦天监的推算与日食前后均不符,崇祯把钦天监官员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以后如再错误,重治不饶。当时使用的是明初编制的《大统历》。《大统历》则是直接沿用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授时历》在元代是世界最精密的历法之一。但长期没有修历,到了明末已使用了近350年,误差越来越大,所以推算日月食总是不准确。

徐光启向皇帝解释了推算出差错的原因,并介绍了西方历法,说他曾经运用西历推算日食时间,差错极小,崇祯听后,对西历产生了极大兴趣,决定参照西历改革《大统历》,修订新历书,并委任徐光启主持修历工作,同时设立修立局。

这时,徐光启已年近七旬,身体日益衰弱,记忆力每况愈下,修历又缺乏人才。他不顾年事已高,在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下,到处求访遴选修历人才。他制定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严格条件,主张“取人必求实干,造器必求实益”。他又建议崇祯皇帝下诏请一些具有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教士如邓玉涵、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到京协助修历。

徐光启重用传教士,并与之切磋、配合,取长补短,把西方天文学理论翻译出来用之于修历上。因为西历不仅推算较为准确,而且还有严密的数学理论根据。徐光启引进西方科学,但并没有迷信西方科学。而是主张中西结合,吸取双方的精华,“会通归一”,创造出一部超胜西历和《大统历》的新历书。

徐光启对西历不是盲目地生硬照搬。西方天文学理论是否正确,一切都要经过他测试检验,以达到一义一法都有根有据。虽然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同往年从事农业科学试验一样,凡事必经亲自试验。在修历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风冷雨的秋夜,还是大雪纷飞的隆冬,他都要登上观象台,亲临指挥或亲自动手观察天象。记录、整理笔记、查找资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在一次观测天象时,他不慎失足,跌下台去,腰、膝、腿多处受伤,不能动弹。稍作休息,便又带伤投入工作。他的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修历局人员非常感动。

然而在“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样一个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封建时代,引进西学,重修新历书,必然会遭到一些因循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非难。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四川的冷守忠和河北的魏文魁。

冷守忠是一位老秀才,思想保守僵化,用一套神秘理论自制历法,指责徐光启采用西历修订《大统历》是违反祖宗之法。徐光启胸怀宽广,并未对冷守忠进行奚落和攻击,而是指出他的错误所在,并推算出崇祯四年四月十五日四川出现日食的时刻,请冷守忠把两人的预测进行比较,看谁的准确。实测的结果是冷守忠的预报相差很大,而徐光启的预测则非常精确。冷守忠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心服口服。

魏文魁则是当时一位有名望的崇尚旧法的老天文学者,他把自己多年编制出来的历书《历测》、《历元》送到修历局来。徐光启仔细翻阅这部历书,发现其中谬误很多,推算方法十分陈旧。但是,徐光启也没有全盘否定魏文魁的研究成果,称他是“苦心力学之士”,指出其谬误之处,希望魏文魁进一步研究,若有疑义,可以讨论。但魏文魁顽固不化,强词夺理,摆起老资格的架势,反驳徐光启。对此,徐光启感到好气又好笑。但他仍然耐心地同他摆事实、讲道理。

对于徐光启与冷守忠、魏文魁的争论,清代学者阮元曾经做过公正的评论,他指出:徐光启引进西历,研究天文、历法的学问耗尽了毕生心血,反复揣摩、测验、引申,得之有本,言之有理,他的见识造诣,是冷守忠和魏文魁所远远不及的。

1632年(崇祯五年)春,这部篇幅浩瀚、贯通中西的大型历书基本完成了。因为是在崇祯年间编写的,被称为《崇祯历书》。《崇祯历书》的编纂,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的天文历法的基础,为我国的天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徐光启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引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如先进的度量制度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等新的概念。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由于明末的政治动荡,新历法来不及颂布发行。直到1645年(清顺治二年)才由清政府公布施行。

十二、风范长存

1633年(崇祯六年)春天,由于长期的辛勤工作,徐光启劳累过度,病倒了。

徐光启身居斗室,卧病在床。他自知病情严重,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每当想到这些,他心如乱麻,痛苦至极,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啊!特别是《崇祯历书》的修订工作还未最后完成,需要有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徐光启理想中的人选既要有精深的天文、历法知识,又要具有博取众长的的气量;既要有敢于采用西历的胆识,又要有兢兢业业献身于科学的精神。他经过缜密的考虑,又征求修历人的意见,最后,推荐原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李天经来接替自己。

徐光启利用生命中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将入阁以来撰写的有关国家大事的奏疏稿,辑成《纶扉奏草》;将有关观象、修历的疏稿,辑成《清台奏草》。特别使徐光启牵肠挂肚的是那些参加编定《崇祯历书》的修历人员的功绩。为了表彰修历人员,他由旁人代笔,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说明修历人员“勤敏有加,劳瘁堪录”,建议皇上对他们论功行赏。但对他自己多年来废寝忘食,耗尽心力却避而不谈,反而谦逊地说:“臣才识疏庸,滥膺重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默默无闻的修历人员的成果。

1633118,一生不知劳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徐光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了,享年72岁。临终时,徐光启还深深以国家大事为念。他念念不忘的是用毕生精力撰写的《农政全书》的出版,是他晚年全力以赴的《崇祯历书》的定稿,是上疏表彰参预修历的有功人员。特别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辽东前线的战况。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徐光启自从中了进士后,历任过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少詹事、监察御史、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官衔越来越大,地位步步高升。像他这样的大官应该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但他却一生为官清廉,过着冬不炉夏不扇的清苦俭朴生活。他逝世后,在他简陋的住室中,只有一只陈旧的箱子,里面是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一两银子。此外,便是大量的著作手稿。床铺上的垫被、破旧不堪,棉被中还有一个破洞。在老家上海,除了原有住宅和进行农业科学实验的农庄外,徐光启的遗产别无他有。难怪当时有人感叹:古往今来,廉仁雅博的大臣,很少能有与光启相比的啊!

徐光启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研究事业。鉴于他卓越的贡献,崇祯皇帝下令停朝三天,并赠徐光启为少保,谥号文定,特地为他赐祭,并派专使护柩回乡安葬。

徐光启是明代中国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是明末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他第一个意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已经落后,面对西方的挑战,响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主张。在宣传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他有披荆斩棘的开创之功。徐光启忧国忧民,为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他坚持不懈,刻苦追求。他好学不倦,即使身在高位,年愈古稀,仍然“目不停览,手不停笔”,为了中华民族的兴盛,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03年,徐光启的墓地重加修葺,墓前石坊两边的对联,恰如其分的概括了徐光启的一生: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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